《圣经·创世记》中提到一座巨大的建筑：“塔顶可以通天”，结合了科技/资本/意识形态的总体论述：“只有一种语言”，揭示了人类底层的欲望：“为要传扬我们的名”、对死亡的恐惧：“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”。这座耸立云霄的巨大建筑物：巴别塔(Tower of Babel)，即现代的“摩天大楼”，伟大城市的地标，建构着从认同到宰制的空间隐喻，即权力事件，这空间远远超过霍布斯所描述的“利维坦”(Leviathan)，比之更为暴力、更为血腥。从通天塔到巴别塔，即从总体到多元、从同一到差异、从单语到多音……巴别塔是上帝的拯救而非惩罚，正确地说，上帝的惩罚实为一种介于批判与救赎之间的辩证，一种对科技/资本/意识形态的“形而上学暴力”的批判。
巴别塔事件是一次人对上帝的直面性挑战，在塔的背后却又隐喻着一种操纵语言规范的动机，它通过一种“全权意识形态的言说系统”，泯灭了多样性、弱者、边缘论述等。“为要传扬我们的名，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”的召唤(interpellation)身份、为自己命名，仿佛想通过集体意识的实践来实现主体的认同，巴别塔“再现”一种主体建构的过程，通过“中心化”的权力机制将不同的个体“去差异化”，从“认同”到“同一”，从“我”到“我们”。
本雅明(Walter Benjamin)曾经批判这种语言工具论为一种资产阶级的语言观，其最主要是表现为对物的指涉，其交流对象是主体或人自己，换言之，语言的堕落即在于此：丧失了精神的自我传达、不再与上帝沟通。总之，我们已从巴别塔的事件中看到了总体性、同一性如何交织在空间论述中，构成了其稳定的权力机制，不断地中心化为一种宏大论述，实现了所有统治者的个人意志：“为大写的主体命名”，中断了与上帝的沟通。
巴别塔无视于他者——上帝——的存在，所以根本就无法意识到“公共领域”的存在，丧失公共性的意识，就无法诞生一种源于它的批判，更无法走向他者的差异与真正的多元。巴别塔不是海德格尔所说的“存在的遗忘”，这个被遗忘的东西恰好不是存在，而是上帝的律法。正如利奥塔所言：“这一不断被遗忘的差异不仅仅是实体—存在论的，还存在着善与恶、正义与侵犯之间的差异，这种差异一点也不比实体—存在论上的差异更为难以捉摸，而且像它一样，总是要求着再次铭刻。即便是最虔敬的信徒，你也永远不可能和这一差异结清账目。这一差异根本不能在神学或形而上学的教条之内被确定。它要求对一种古老责任的承认，即对正义的义务。”多元与差异是一种走向“拯救的宽恕”不是走向“暴力的辩证法”。正如阿兰德(Hannah Arendt)认为“宽恕总是与惩罚相关”，“人们不能宽恕他们不能加以惩罚的行为，也不能惩罚那些不容宽恕的行为”。如果把巴别塔说成是一种惩罚，不如正确地说那是一种宽恕。贯穿着圣经的思想即拯救，值得注意的是：“没有宽恕，也就没有拯救”；巴别塔之后，上帝不过是要人承认多元与差异的事实，然而更重要的是要人类学习宽容。我们永不会实践多元与差异，除非我们实践宽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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